bob|APP官网下载

bob

bob专业高品质铝银浆研发生产厂家

第三代工艺 厂家直销 全程指导

全国咨询热线

400-772-6232
当前位置:首页 > 新闻中心

鼎力提携胡适的蔡元培,为何独独没给他送茶叶?

文章出处:bob 人气:497发表时间:2020-03-27 10:56:44
1917年初,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,立意革新。是年7月,胡适自美归国,即往北大应聘文科教授。蔡元培异其才识,欣然同意。胡适入北大,得展长才,功成名就。蔡元培对胡适的鼎力提携,引起了北大一些人的眼红,有人蓄意离间蔡胡两人的关系,“劝”蔡氏不可“为胡适蛊惑”,以免失节。蔡元培对此等流言蜚语漠然处之。某日,蔡元培给发牢骚者每人送了包茶叶,唯独没送胡适。得茶叶者很是兴奋,以为蔡元培开始疏远胡适了。问蔡元培为何不给胡适送茶叶,蔡元培说:“胡适的肚子是干净的,一心办学为民。而你们个个妒火中烧,一肚子歪点子,脏思想,茶叶能清肠胃,送你们茶叶是帮你们解解毒。”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。一批知识精英传播新知,评判旧学,启蒙思智,重塑典范,然此一群体聚拢时日一如电光,旋即流散。惟蔡元培、胡适二位年龄虽相差二十余载,教育背景亦殊为不同,却意气相投,亲密无间,联手合作亦有二十年轮之久,俨然成为民国知识界一股主导力量,又均秉持着当年的启蒙意绪和民主主义向往,遂使五四文化人的余脉得以绵延。凡是民国年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,无一人不识蔡元培与胡适,也绝少有人在知识、学问、道德与理想方面丝毫没有受过这两位学者和教育家的影响。但很可惜,他们在民国教育与文化史上的位置,在一段时期中,不曾充分地被认识。胡适的命运一直是大背时,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批得一塌糊涂,至今还有人闻胡适之名,悚惕而惧;蔡元培的命运要好些,然而对他的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的方针,多数人至今不敢正眼相看。胡适研究会名誉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认为:“充满理性地,凭心地研究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个人,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”。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胡适研究十论》收录了耿云志先生对蔡元培与胡适二君的专文论述,在此节选一二,以飨诸君。蔡元培与胡适

蔡元培与胡适

1蔡元培(1868—1940)、胡适(1891—1962)两人相差23岁。一个生长于国学隆盛的浙东绍兴,一个籍隶以考证学著闻的徽州绩溪。两人是因北京大学而连在一起的。1917年初,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,立意革新。他聘请清末反满革命中的老将,正在上海办《青年》(自2卷1期起,改名《新青年》)杂志的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。陈是安徽人,久闻胡适少年而有文名,托人写信到美国邀其为《青年》撰稿。不早不晚,就在蔡元培到任,陈独秀亦应聘来京的时候(1917年1月),胡适那篇吹响文学革命号角的宏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,这是《新青年》由上海迁京后出版的第一号。在下一号里,陈独秀又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,把文学革命运动的调子提到最高度。从此,大海潮音,震动全国,青年学子争相响应。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胡适,蔡氏异其才识,欣然同意。胡适

胡适

这年7月,胡适自美归来,一入国门,他就决定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。其时,还不满二十六岁。蔡元培以饱经阅历的长者,毅然决定邀请这位刚刚离开学堂的洋学生为最高学府的教授,其眼光识力确属不凡。那时,尽管国中人才甚是贫乏,但远不是所有大学毕业生,乃至洋博士,都能立刻找到如意的工作。胡适入北大,得展长才,功成名就。蔡元培于他实有知遇之恩。蔡元培后来回忆道:“那时候,因《新青年》上文学革命的鼓吹,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。他回国后,即请到北大任教授。胡君真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。所以,一方面与沈尹默、兼士兄弟,钱玄同、马幼渔、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,一方面整理英文系。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。”显然,对胡适初入北大时的情况,蔡元培印象甚深,对胡适于北大的贡献评价也甚高。胡适对蔡元培终生怀有敬意。在他晚年作口述自传时,很亲切地提到他初入北大的情况和对蔡先生的敬意。他说:“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,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。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。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。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,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,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,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,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。” 在蔡元培悉心网罗之下,当时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。一部分是讲旧学的,如刘师培、黄侃等等;一部分是讲新学的,如,除胡适之外,还有钱玄同、李大钊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等等。胡适是新学营垒中的佼佼者。在涉及学校改革创新的事情上,蔡元培、陈独秀都极为倚重他。有几项重大的改革就是胡适倡议的。例如,改分年级制为选科制,组织各科教授会,创办研究所,等等。1917年10月25日,胡适写信给他母亲说:“此次教育部因改订大学章程事,召集一会讨论此事。适亦被请参预会事。因建议废现行之分年级制,而采用选科制。此议已经教育部通过,但一切细目详章尚须拟好。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,一切办理改革之法非数日所能料理。适为创议之人,当竭力筹办此事,期于一年之内可见诸实行,故绝不能久离京城。”又谓:“大学现拟分部组织教授会,适亦为创此议之人,故非将此事办妥,不能久离京也。”这些倡议都得到了蔡元培、陈独秀的全力支持。创行选科制,大大鼓励了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;研究所的成立直接增强了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;而教授会的成立,冲击了一向受政府官僚制度影响的旧有的大学行政制度,开创了教授治校的学府风范。至于创办各种学会、研究会,赞助学生成立团体,创办刊物等,蔡元培与胡适更是志同道合。蔡元培亲自主持成立进德会,胡适加入为会员。胡适创办成美学会,志在援助贫苦而有志向学的青年,蔡元培是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。著名的《新潮》杂志,是与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学生如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等人办起来的。他们请胡适当顾问,而蔡元培也给予大力支持。胡适对蔡元培领导北大改革的气魄衷心敬佩。他认为,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:一个是组织方面的,即从校长、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。这可以大大鼓励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从而增加学校基础的稳固性,学术发展的连续性。第二个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,容纳个性的发展,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,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胡适指出的这两点,对于北大之所以为北大,确是至关重要的。蔡元培长北大的主要贡献正在于此。胡适特别敬佩蔡元培身为校长而不喜专权,倒宁愿分权、减权,这是只有具备高度的民主信仰的人才能有的胸怀。在蔡元培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之下,北京大学真正摆脱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积腐空气,成了一间充满活泼精神和浓厚研究空气的新式大学。各种思潮,各家学派都在北大找到了鼓吹者和信从者。倡无政府主义者有之,倡马克思主义者有之,倡国家主义者亦有之;倡实验主义者有之,倡康德主义者有之,倡儒、道、佛者亦有之;此外更有恋爱至上论者,复辟救国论者等等,不一而足。 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李大钊(由左至右)合影

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李大钊(由左至右)合影

蔡元培充分容纳这种种思潮,令其自由传播,自由竞争;对于教员学生的政治信仰更丝毫不加限制。以为大学教员,只应问其是否有学问,而不必存政治禁忌;苟有学问,尽可令其发挥所长。教授中有拥护洪宪帝制的刘师培,有拥护清室复辟的辜鸿铭,也有强烈憎恶复辟,而大倡科学民主的陈独秀。这决不是说蔡元培没有自己的信仰,自己的立场和见解。他自己是一个热诚的民主主义者,又怀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。他当然不赞成任何复辟的主张,他之容纳刘师培、辜鸿铭,是因为他们学有专长。刘师培的国学,辜鸿铭的英文学,是海内公认的。他们在课堂上讲国学,讲英文学,都是学子所求而与复辟无关。至于各种思潮,各家学说,蔡元培明确主张“循思想自由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”。“无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”这是蔡元培最重要的一项主张,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空前的创议。自秦始皇统一中国,焚书坑儒,以吏为师;汉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垂二千余年,思想定于一尊,习故守常;苟有新说出,必斥为异端,口诛笔伐,不稍留余地。蔡元培长北大,实行的新方针,为中国思想、学术、文化乃至政治生活,揭开了新的一页。由此造成了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伟大的运动,即文学革命运动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。2蔡元培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原则,最有利于新思想、新观念的创行,因而最受胡适一类具有新思想的教授、学生们的拥护。可以说,正由于蔡元培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保护,胡适的白话文运动,实验主义哲学,女子解放、个性解放的主张,乃至疑古的论调等一系列同传统相矛盾的东西才得以畅言无忌,广为传播,引起青年的激动。胡适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,成为青年学生景仰的人物,风头之健,堪称北大教授之冠。胡适

胡适

但,也正由于蔡元培的保护,北大校内新说竞出,激怒了守旧派。旧营垒百计图谋报复。于是谣言纷起,北大备受攻击。蔡元培借发刊《北大月刊》的机会,指望说明他的兼容并包原则,以便“释校外学者之怀疑”。他说,外间学者“闻吾校之论理学用欧美学说,则以为放弃国粹,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、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。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,则以为提倡佛教,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,借以资心理学、伦理学之印证,而初无与于宗教,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”。当时虽已是民国时代,然而社会习气仍不脱专制时代的锢陋,以为全国最高学府,倡一说即当为天下定标准。在守旧派看来,凡不合于他们居中守常的议论的,尽在排斥之列。若大学反而宣传讲论,便是脱出了常轨。林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指责蔡元培领导北大,“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”,劝他“留意守常为是”。他们的常轨就是思想专制,守孔孟一家之言,不许改革,不许创新。蔡元培以为宣示了思想自由的原则,便可释人之疑。他把人们的思想水准估计过高了。林琴南等所反对的,恰恰是他的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主义。当时北京大学最引起旧势力反对的有两点。一是废文言而倡白话;一是批孔孟,倡新道德。这两方面皆以陈独秀、胡适等为急先锋,又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。蔡曾宣言:“白话派定占优胜”,又提出“与其求划一,毋宁展个性”。所以,旧营垒中人,都认为蔡元培与陈独秀、胡适应对北大的“走入歧途”完全负责。于是中伤的谣言,攻讦的议论纷至沓来。到1919年“五四”前的几个月,“北京的空气已被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弄得很动荡了。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,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”。守旧营垒借势出头向新文化领袖们发起攻击。我们且引大名鼎鼎的林琴南先生的例子。林琴南先生致蔡元培的公开信,那是“登大雅”的文献,其中却多有詈骂之语,如“人头畜鸣”之类。而其影射小说《荆生》,梦想有“伟丈夫”(影北洋政府的徐树铮)出来,把田其美(影陈独秀)、狄莫(影胡适)和金心异(影钱玄同)狠狠地教训一顿。作者直骂这三人是“畜牲”。小说《妖梦》,写一个白话学堂(影北京大学),校长是元绪公(影蔡元培,元绪暗喻大龟,已是骂人之语),教务长是田恒(影陈独秀),副教务长是秦二世(喻胡亥,即影胡适)。小说中,田、秦二人倡白话,毁伦常,元绪公点首赞成。忽然来一巨魔,将三人活活吞下,化作一堆臭粪。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,国务员中就有人提议解散北大,更足以说明,仇视新文化运动者,仇视北京大学者,恰是自命有识之辈的贵族遗老和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僚。人们不禁发生疑问,白话文的提倡,对孔孟的批判,新道德的宣传,何以竟至于引起这样激烈的反对?今天比较年轻的人,恐怕多半不能理解。先说白话文的问题。人们或许知道,从前南社诸子闹“诗界革命”闹了不少年,未曾激起什么人的愤怒和反抗;林琴南翻译西方文学名著,严复翻译和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学说,章士钊办《甲寅》批评时政,所有这些都不曾引起严重的斗争。而白话文的兴起却激起林琴南等辈那般刻毒的怨愤。我以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上述那班人所写的东西,都未摆脱“精神贵族”的立场,他们的东西仍只限于少数“上等人”看,与亿万“下等人”无关。即使在思想倾向上互相歧异,但毕竟仍只是“老爷们的事情”。正如两位绅士争吵不容家奴置喙一样,甚至若自家女人插嘴,也会被斥退。白话文的兴起会逐渐打破老爷与家奴之间的界限。家奴、女人们也加入来议论“老爷们的事情”,这是老爷们最难容忍的。事实是,白话文运动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,又经过青年学生们广泛传播到许许多多普通的人群中去。1919年,全国已有白话报刊四百种以上。于是新思想、新道德、新文学得白话文为传播工具,便如决堤的洪水一样,迅猛冲向社会各个阶层,各个角落。连中学生也要发表思想,批评社会;连商店店员、识字工人,甚至车夫、小贩都要看报纸,都来议论时事,这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大变局。面对如此局势,那些专制主义余孽的军阀政客和受他们荫庇的贵族遗老如何不害怕?所以他们把白话文视为洪水猛兽,把陈独秀、胡适视为左道惑人,并因而罪及于保护他们的蔡元培,就不足为怪了。至于说到批判孔孟与旧礼教,提倡个性解放和新道德,其对于专制主义的不利就更为明显了。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专制主义传统,一向标榜以“忠孝”治天下。教忠教孝才能造就奴顺的性格,才能保障统治者的安富尊荣。一提倡个性,便要去掉奴性,在家不能为“孝子”,便要越出前辈轨范;在社会不能为“顺民”,便会不安于现状。他们要独立思考,自断是非,自决弃取。社会上这样的人多起来,专制主义者还能安宁吗?既然白话文与新道德打扰了“上等人”的安宁,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利益,惊破了贵族遗老们的迷梦,他们愤怒,要反抗,要报复,也就是必然的了。守旧势力认定陈独秀、胡适是罪魁祸首,而且认定蔡元培应负最后的责任。所以,他们首先希望撤换北大校长,驱逐陈独秀与胡适。他们渴望见到这种事实,因而就不顾一切地造作谣言,公然给报纸写通讯,发专电,说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与刘半农(一说是陶孟和)已被驱逐出北京大学,陈独秀已去了天津等等。发布这个谣言的竟是北大学生,林琴南的弟子张厚载。张身为北大学生,却与旧日老师一副头脑,对新文学百般看不惯,尤反对胡适的戏剧改良论。以思想不同,而转成怨愤,图报昔日师恩,宁闭眼不看事实,忍心害理,造作谣言。张的行为反映了旧势力共同的心理;也反映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当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。据傅斯年回忆,蔡元培当时有两个“谋客”(据笔者考究,这两个谋客一为汤尔和,一为沈尹默,皆是蔡的同乡,善于谋划)。其中一个给蔡出主意,至少要去掉陈独秀,并“约制胡适”,才能保护北大。蔡元培正色说道:“北京大学一切的事,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,与这些人毫不相干。”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领袖风范,实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所造就的“一切功劳归于自己,一切错误推给他人”的典型恰成对照。蔡元培

蔡元培

蔡元培保护了北大,保护了胡适。陈独秀终于离开北大,直接原因是社会舆论攻击其隐私。蔡元培为进德会会长,有不便回护之处。不得已,乘取消学长制而建立教务处的机会,令陈请长假离校。而胡适以下诸人皆安然无恙。后来,五四运动爆发后,蔡元培辞职出京,胡适参与维持校务,苦撑以待蔡之归来。蔡曾表示,对他“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”。这可算是胡适对蔡先生的一种报答。3北大的共事,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线的经历,给蔡、胡两人的终生友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以后直到蔡元培1940年病逝,二十年间他们在许多重要活动中,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1921年,胡适组织努力会努力会是个力图在知识界扩大影响,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小团体,蔡元培被邀请参加。1922年,胡适起草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宣言,蔡元培领衔发表。1927年,蔡元培创设和领导大学院,聘请胡适为委员,以后又创办中央研究院,胡适参加其评议会。1928年,以蔡元培为董事长的中国公学董事会决聘胡适为校长。在蔡的支持下,胡适整顿中国公学,颇有成绩。1932年,蔡元培协助宋庆龄创设民权保障同盟,胡适被邀加入,并负责创设了同盟的北平分会,如此等等。这些活动基本上是沿着平行的两个方向运作的。一个是争取中国社会的民主化;一个是发展中国的教育学术。这两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重大的两个课题。在这两方面,他们两人虽亦有不同处,但基本上是同一立场,同一阵线的。蔡元培死后,学界人士很希望胡适卸去驻美大使职务,归国继蔡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。但因种种原因,此事未成事实。抗战结束后,胡适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,这可算是他继承蔡先生事业的一次重大机会。但那已经是国民党内力衰颓,日益腐化之时,加之内战又起,教育事业已无从谈起。胡适的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,都徒成废纸。蔡、胡两人在民国教育学术界服务都在三十年以上。在这个领域里,他们思想一致,亲密合作,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两人另一个极其相近之处,是他们两人都真诚地向往民主主义。蔡元培与胡适虽然基本倾向一致,或极相近,但作为两个各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,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。我想从政治态度、治学方法和做人风范上来作一点稍为深入的比较观察,借此或可丰富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。鉴于篇幅,蔡元培与胡适的差别详述请参阅《胡适研究十论》。《胡适研究十论》 作者:耿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

《胡适研究十论》 作者:耿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